<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images/flash_focus.js"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周恩来当然明白这一点，在随后的作战指挥中十分注意向后方请示报告，军机大事尽量徵得他们的同意。不过，为了洗刷所谓重犯"调和主义"错误的指控，他还是站出来为自己辩白。他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表示："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但因此"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周恩来在电报中并解释了之所以挽留毛泽东在前方的原因："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到后方，加以他神经衰弱得做不出什么事，甚至会走向消极。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开展而更彻底转变。"当然，周也明确表示毛在前方的角色只能是作他的助理，因为"实际上泽东单留主持战争，在政治上，在对行动方针的认识上确易发生错误，而不能得到保障"。
周恩来的申辩终于在中共临时中央那里讨回了公道。临时中央在覆电中表示："恩来同志在会议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临时中央作这样的表态，当然不是在故意偏袒周氏，而是出于大局的考虑。本来，宁都会议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临阵换将，就已经犯了兵家大忌。如果再让周恩来背着重犯 "调和主义"错误的思想包袱去主持作战，那就真无异于不战自败了。
周恩来虽然在中共临时中央那里打赢了这场官司，但他深知自己也因此被推上背水一战的境地：第四次反围剿一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一旦作战失利，其严重后果，不论于公于私都是不言而喻的。周氏本来就是一个临事而惧，做事一丝不苟的人。这次他在主持战事中更是兢兢业业，事必躬亲，一直坐镇在前方指挥所中，不分昼夜处理军机，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在指挥红军强攻南丰不成后，周恩来与朱德临机应变，采纳林彪的建议，改强袭为佯攻，用大兵团伏击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接连在黄陂和草台冈打了两个大胜仗，一举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
值得一提的是，与毛泽东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相比，第四次反围剿打得更加漂亮。因为前三次只是歼灭了国民党的杂牌军，而这次则是围歼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并创造了以往红军从未使用过的大兵团伏击战法。对此，蒋介石深为懊丧，称："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就连原先准备在一旁等着看笑话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发动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这一胜利使周恩来如释重负，一扫心中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郁闷之气，而且也令他在红军中的声名大震，一时间在大会上作胜利报告，接受红星奖章，风头甚健。
相形之下，在一旁坐冷板凳的毛泽东则黯然失色，备受冷落。毛此刻内心的不平之气可想而知。更令毛窝火的是，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胜不仅使他迅速东山再起的希望成为泡影，而且长期以来在红军中所形成的地位面临着周恩来的挑战。周不仅已在名义上取代了毛，成为红一方面军乃至整个红军的总政委，而且凭藉以往在军中的广泛人脉关系加上新近的大胜，很快就站稳了脚跟，成为红军中新的政治中心。而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驯顺屈从，凡事总是委曲求全的态度，又使得他成为在党内掌权的王明教条宗派刻意拉拢的对象。这两股力量在政治上联手使毛的复出更加渺茫。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帮衬，吃莫斯科洋面包的王明教条宗派甚至连一天日子也混不下去。尽管他们气势汹汹，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处处拿 "国际路线"压人，但他们在党内缺少根基，并不是自己的对手。而周恩来则不然，在党内颇有人望，在军中也有深厚的根基，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再加上周为人圆滑，善于在党内斗争中左右逢源，从来不会站在失败者一边。而且正是由于周在政治上随风倒，甘心为"洋房子先生"抬轿子，卖力打天下，那帮人才得以在党内军中立足，令毛想很快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希望落空。
更让毛泽东不能原谅的是，这时周恩来对他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果说，周到江西中央根据地之初，对毛还是敬而远之的话，那么当中共临时中央迁入江西后，对毛派势力大兴问罪之师，以反"罗明路线"，斗"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来肃清毛在党内军中的影响时，善于转向的周就开始注意在政治上同毛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很有些避之唯恐不及了。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曾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来电报，我即前去"。但是周后来却一直未予理睬，把毛晾在一边，而一头倒向以共产国际为靠山的王明教条宗派一边，为他们跑腿办事，支应局面。这一点是毛始终不能宽恕的，同时也是周本人后来自觉愧疚的地方。
四十年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指令下，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当着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面，以讲党内路线斗争为名，再一次历数他在历史上反毛的错误，其中把宁都会议列为他本人"犯路线错误中最严重的罪过之一"，承认当时"执行王明路线在组织上尤其是在军事上出大力的要算是我"，对此感到痛心疾首，说他自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主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
周恩来把自己之所以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陷得很深的原因上纲上线，最后归结为个人思想没有得到改造，私心杂念作祟的缘故，说自己当时"怕掉乌纱帽，所以有些不同意见也不敢提。到了宁都会议掌军权，那就不是怕掉乌纱帽而是抢人乌纱帽的资产阶级个人私心膨胀了。"
周恩来在作这番报告时，内心的悔疚之情溢于言表。当时，他刚刚被查出得了膀胱癌，正急待治疗，但为了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写出这篇发言，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闭门反省，把当年的历史老账重新翻腾出来，一笔一笔地清算，最后写得脚都肿了起来，连鞋都穿不进去了。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的这种苛待乃至建国以后种种祸国殃民的胡作非为，总是默默忍受，屈从退让，不敢出一句恶声，究其历史原因，不能不说与他在宁都会议上欠了毛的账，内心一直深自愧疚有关。这实在是毛、周关系中的关节，这也是本书不惜笔墨交待宁都会议来龙去脉的原因所在。
